阿诺说…

    天主教——这个与东正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以令人诧异的活动能力出现在明清人的视野里。范礼安，利窦玛，白晋，汤若望……原来，最先打开中国大门的，不是利器枪炮，而是手持《圣经》，遍撒福音的这些传教士呵！

    邓恩这样描述着，“在盛唐的黄金时代，都城长安，曾是整个东方的麦加。当时，她的文化的光耀照亮了整个东方，影响着周围各国。天主教的聂斯托里教派，受到了友好的欢迎……”然而这样光荣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产生一种令人振奋的新思想，在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写道“16世纪的中国已经衰老了，这个大明王朝也已经衰老了。人们沾沾自喜地以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完美的作品。长时间以来形成了一套不容更改的八股制度，不需要增加任何新鲜的内容，宋代的那些哲学大师的成就，已经作出了结论，而这些结论被认为是终极真理。”

    这或许代表着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于这个陌生国度的了解。由肇庆到韶州，北京，南昌和南京，由公开的礼拜堂到私人的弥撒室，由无人理会到利窦玛去世时候全中国将近三百个教堂。最初的传教士以其被誉为“文化适应”和智力传教的方法，不懈地在中国这块对基督一无所知的土地上撒下了种子。对于没有军队的他们而言，接近并走入这样坚固的大门几乎是奇迹。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当时社会的驻留还是被程朱理学诠释下的儒家文化所占据着的：在南京，天主教徒被指控为是臭名昭著的白莲教的教徒；在韶州，由于居所近寺院的关系，基督徒被认为是和尚；人们怀着懵懂的心里参观了肇庆的欧洲艺术展览，和教士们进行着私人谈话，但是天主教却未能给他们带去丝毫神的指示。

    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们眼中“中国道德所表现出来的理智的光芒是微弱的和极其有限的”，可是数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无疑是人们心中无形的枷锁，禁锢着人民，也禁锢着传教士。中国文字的艰涩，使得最初被教会要求“以当地文字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大明王朝的腐败，使卫道士们更握紧了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以礼制和科举维持着已然摇摇欲坠的大厦。这一切，都使得最初的布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非到达举足轻重的地步，可是这些并非仅是徒劳，对于中国，这个长久一来一直锁着国门，并享用着古之圣贤留下的典籍教条的国度，天主教的神秘的面纱，被一点点揭掉，至少对于那些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的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天主教徒中，杰出男子和优秀女子所占比例之高，使得即使是不太抱有善意的批评家威廉姆斯也称其为“执着的皈依者”：我们看到了晚明的进士徐光启，看到了即将燎原的星星之火。

    清军的铁骑撕破了风雨飘摇的朱家天下，在这段国人最不愿提起的――在满人统治下的有着无上光荣和无尽屈辱的王朝中，更多的文化碰撞在一起，汉，满，西洋。当火花撞出时，天主教在清王朝伊始时，曾那样接近统治的顶峰……

    这是在顺治，这位留下种种谜团的早逝的君主的时代。1651年2月1日，虽然只有12岁，但却远远比这个年龄要成熟的顺治帝，废除了摄政制。皇帝与耶稣会士之间的关系也成之为了史无前例，他直呼汤若望为“玛法”。出于孝庄皇太后的缘故或只是兴致使然，年轻皇帝的对汤若望尊敬有加，由钦天监的正五品，一路升到了正一品的“光禄大夫”，汤若望的红色顶戴和金鹤朝服，使他在早清的上空闪着耀眼的光。于是，历史的契机完全由于年轻的统治者和年长的传教士而产生了。传教士敏锐地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最高统治者的威望和权利是如此之大，至于“普天之下某非皇土”，他有意是君主成为天主教的信徒。对于异族而言，汤得到的恩宠无疑是巨大的，顺治甚至写了《圣训》给文物官员，并毫不避讳地将他对于天主教的灵感写了进去。

    而，顺治终于是转向了佛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玩笑。耶稣会士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差池，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在中国传教的最好方法，越来越多的洋人在朝廷任职时，他们更加坚信了这一点，而紫禁城里也出现了第一批女信徒，这是历史的第一遭。他们似乎忘记了明末的重创，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的终极目的是巩固政权，对于“礼仪之帮”来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忽略了正统的力量，忽略了崇儒重道是清廷的基本国策；他们不懂何为龙颜无常，他们把太多的理智用于中国这样一个由太多布可以用逻辑加以推理的国家。顺治最终抛弃了天主，及至康熙为“历狱”全面平反而最终还是确立了全面禁教的国策，到雍正的更严厉的举措。清王朝，这个虽然由外族建立的王朝似乎完全汉化了，在传教士孜孜以权利试图影响统治者的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中华的传统。这种个人喜好占绝大偏颇的局势，是西洋文明所不曾经历的。教会可以要求传教士用当地的语言传教，可是思维的模拟，却是真真横在中国和基督文明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且不说中国的礼仪给传教带来的困难，单单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已是沟壑。结果使，他们尽管不愿意，却不得不在信仰的信条上作出妥协。

    最初的传教，似乎是期待以科技来打破中国中心论（利窦玛言），因为即使是激烈地反对汤若望奉职于钦天监的安文思也说：“除了上帝，传教事业赖以生存的只有数学。”结论的正确只局限于过程，他们的手段变成了中国好学的皇帝的目的，康熙就是如此。

    期待文化的融合，但事实却是冲击后的创伤和误解。